大明赢学是典型的绩效赢学，这也是五步蛇自我修养里，将第二个规矩，换成了第一个的原因。
一定要做出成绩，只要做出公认的成绩，上司一定会看得见。
考成法其实就是要把大明官场变成绩效赢学的实践现场，将大明官吏变成绩效人，做不成事，你就下下评滚蛋，做得成，你是吏员也能当官，飞黄腾达。
贪、奸、佞、谄、忠、直，无论什么，只要无能，在万历维新中，就没有生存的可能。
这种目的性极强并且从考成法遴选出来的都是循吏，这样选出来的官员，十分能干，但这样的选法，无法筛选人渣，有些人又贪、又腐、姑息包庇、以权谋私，但依旧活跃在朝堂上，王崇古就是典型。
大明赢学的构建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大明本身就存在的华夷之辩，为了保证大明人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大明始终处于天朝上国地位；
第二个则是矛盾说，大明的赢不仅仅要真的赢，东征九胜，还要深入梳理解决矛盾。
大明赢学和大明现状，即权力、暴力、利益、阶级、务实、矛盾不可切割。
戚继光占领了对马岛、长门、石见、出云三国，再加上长崎总督府，形成了高墙，将倭寇圈在了倭国的范围之内，保证倭寇不能再袭扰大明疆域，与此同时，断绝了倭寇的根本。
娄虎骆尚志，杀了一个毛利辉元的一名大将，村上武吉，他爹村上义忠搞出了倭国的私掠许可证，再加上倭国内部内战频繁，倭人颠沛流离，一看做海寇可以赚钱，立刻成为了倭寇的一份子。
倭国同样饱受倭患之乱。
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都下过海盗禁止令，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收效甚微。
因为倭寇出现的诱因仍在，一份政令，解决不了问题，直到倭国大名们打累了，再无力征战了，德川家康开始闭关锁国，直接禁掉了所有的港口，只留下了长崎一个窗口，倭寇才彻底消停下来。
村上义忠干的活儿，就是私掠许可证。
倭寇抢来的东西，可以在他的地盘上销赃，只要给十分之一的帆别钱就可以了，他允许任何海寇在他的地界销赃，包括红毛番，红毛番劫掠商船后在石见城换成白银，摇身一变成为了合法商人，在大明的濠境（澳门）购买足够的货物起运回泰西。
而且村上义忠、村上武吉都带着村上水军，四处走私、烧杀抢掠，他们父子二人，不仅纵容海寇在自己地界销赃，还亲自劫掠。
而村上武吉的藩主毛利辉元，对此不闻不问不说，还刻意纵容，因为村上水军，是他手里对抗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一股重要力量，同样毛利辉元也获得了大量的财货，支撑他的讨伐。
至于多少人死于倭患肆虐，毛利辉元并不在意。
大明军通过征伐，控制了对马岛，控制了濑户内海的关键港口，就把倭寇出现的诱因，消灭掉了一个，消灭了以村上武吉为首的倭人海寇集团，终结了帆别钱，消灭了倭国的私掠许可证，并且完成了对倭寇船只的管控。
倭寇出现的另外一个诱因，就是彼此内战不休，饱受战乱之苦的倭人，只能走上成为倭寇这一条路，这个诱因也解决了。
现在倭国各大名，在朝鲜战场上，损失惨重，再也无力发动征伐了，现在都只能静静的舔舐伤口，静静的等待下一次机会。
但已经没有机会了，大明不会再给倭国机会了。
倭国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被迫开始闭关锁国了，因为港口、海船、造船厂、矿山都已经被大明所掌控，完全控制矿山，就可以锁住文明的进程。
倭人现在想做倭寇也没有门路了，关上了一扇门，必然打开一扇窗，走投无路不能做倭寇，可以做倭奴。
不仅要军事胜利，还要政治胜利，经济胜利，还要根本上解决矛盾，完全胜利，也是大明赢学的另外一个特征。
“啧啧，这也太奇怪了，将领们居然纷纷上奏，为高启愚请功，戚继光、李如松、祖承训、马林、麻贵等等，有意思。”朱翊钧在动身前往天津州之前，收到了大明军前线的奏报。
戚继光告诉皇帝，大明军已经动身了，计划在三月十日抵达天津州塘沽港，比较吊诡的是：一堆武将，为文官请功，简直是怪事一桩。
冯保将一本本奏疏摆开说道：“陛下，高启愚前往京都和倭寇谈判，把自己的命都赌进去了，索要了比战场上更多的好处，如果将领们不为他请功，这日后，文臣出使，恐怕不仅不会保护战场的胜利，还要吐回去。”
“以前都是这样的。”
大明朝堂存在着文武之间的矛盾，大多数情况下，武将们赢回来的，都会因为精算之风，原封不动的送回去，武将在边方打了胜仗，朝中的文臣大多数都是先质疑，如果是事实，就否定。
这种一团乱糟糟的景象，是兴文匽武带来的影响，大明振武后，余毒未消，终于在高启愚这里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种风气由来已久。
王安石振武，熙河开边两千里，司马光以‘窃人之财，既为所执，犹不与之可乎’为由，就把打下来的两千里地一厘不要的送了回去。
在司马光看来，熙河开边，就是王安石在偷了别人的财物，既然已经被抓住了，岂有不还回去的道理？
熙河开边的将领没有为王相公说话，后来大宋武备彻底松弛，天下倾颓。
类似的事儿，在大明也多次发生，精算弃地，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这样放弃的，在大明文臣的眼里，大明武夫太猖狂，把你的功绩废掉，你还如何荣耀？
高启愚此次出使不仅仅保住了既定成果，还逼迫倭国交出矿山，京都条约九条，大明军打下了一半，高启愚谈下来一半。
当然高启愚还是扯了块遮羞布，大明会用倭国通行宝钞购买这些矿产出产，倭国通行宝钞不能和大明宝钞进行互换，制作工艺极差，面值很大，出了倭国一文不值。
戚继光在奏疏里非常明确的说明了请功的原因，要让高启愚荣耀，要把高启愚捧得高高的，就是要让天下读书人看到，让后来者循道而行，文武之间也不是必须要彼此针锋相对，也可以互相配合。
自宋重文轻武之后，文武大臣之间的相处模式，远不如汉唐时候的互相配合，武将在前线打仗，要小心后方的出卖。
戚继光觉得十分可笑，张居正收武将的钱，就是贪得无厌的象征，就是值得耻笑的事儿，那时候没有张居正作保，戚继光都不敢想象平倭拒虏这两次大仗，得打成什么样。
冯保想了想解释道：“陛下，戚帅不仅要军事胜利，还要政治胜利，不仅要在战场上赢，还要在朝堂上赢，让文武一心，团结在陛下身边，为王驱使。”
朱翊钧想了想说道：“那就让高启愚荣耀！东征英豪录里专门给他加一篇，谒者天官。”
谒者天官，为传达王命、引导宾客的星官，在太微垣之中。
这已经是极大的荣耀了，历史上文臣入武庙的只有诸葛孔明，再无他人，高启愚一个文进士，能混到英豪录上单开一页，这是极大的殊荣，这是皇帝的肯定。
朱翊钧想了想解释道：“已经发出的就不必追回了，追加一卷，将京都之战死难军兵的名册，一起记录在上，就叫京都之战，以纪念京都之战中牺牲的军兵们。”
“他们的牺牲应该要被铭记。”
这么做就是额外殊荣，在东征英豪录中的二十八星宿、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没有一个是只打了一场京都之战的人，高启愚是唯一一个。
京都之战朱翊钧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不把神火飞鸦放平！
神火飞鸦放平，丰臣秀吉的武士绝对会因为死伤惨重，而不得不撤退。
后来朱翊钧和前线沟通后，才了解到，当时在京都迎恩馆驻守的大明军兵，根本没打算活着回来。
那时候的大明军面临着一个二选一，放火烧京都和神火飞鸦放平击退倭寇，击退倭寇就没办法放火了，神火飞鸦数量足够，但用于放飞神火飞鸦的车弩、弩弦不够用了。
当时前线指挥李诚立，判断迎恩馆明军必败无疑，因为丰臣秀吉带领的倭寇已经将大明军兵团团围困，密密麻麻不计其数，李诚立判断局面，选择了放火烧了京都，这就是拼着玉石俱焚。
只是李诚立没想到，丰臣秀吉在这场勇敢者的游戏里，选择了胆怯。
丰臣秀吉因为后方大火，不得不选择了撤退。
大明军这种向死而生的选择，就是宣示态度，最终逼迫倭人彻底投降，彻底打碎倭人的胆气。
大明深入倭国腹地京都的军兵们，很清楚他们的目的，这是一支孤军，没有后勤、没有补给，就是昭示大明态度，还不肯降，就打到倭寇肯投降、完全臣服于大明意志为止。
“陛下，大宗伯说，郊劳台可能出了点问题。”冯保将一本奏疏小心的铺在了皇帝面前。
朱翊钧有些惊讶的说道：“郊劳台是王次辅主持营造的，怎么还没完工？王次辅领了这么多年鼎工大建，次次都是提前完成，这次怎么延后了？”
很不对劲儿。
皇帝从去年十二月就已经表示要降阶郊劳，这就是个小活儿，一个小广场，一个八角亭，一个石碑，三级月台，结果居然建了三个月还没建完。
冯保低声说道：“降阶之礼许久未行，礼部查旧典，查的有点多了，出了点状况，这让工期有些延缓了。”
郊劳台修建很快，大明有着十分丰富的产业工匠，鼎工大建历史悠久，修个郊劳台，十分简单，是降阶的礼法出现了问题。
上一次皇帝去城外迎接大将军回朝，还要追溯到汉代去了，这不是一种常见的做法，那一次还是汉武帝去接卫青凯旋，卫青跟匈奴作战的战场实在是太远了，战报传递不及时，导致朝中出现了一些分歧。
“以后这种事儿，查不到旧典，就按咱们自己的想法来就是。”朱翊钧也知道礼部难，这么多年，根本没有什么参考。
没有标准就制定大明标准，并且成为礼法的一部分。
朱翊钧看完了奏疏，才知道礼部难在了哪里。
因为礼部发现了一个大漏洞，万士和因为不读书不专业闯的祸，埋了十七年终于露出了全貌。
这个漏洞就是皇帝从探望病重的成国公朱希忠开始，皇帝那时候就已经在降阶了，臣子病重探望、皇帝去全楚会馆蹭饭，都属于降阶。
万士和是个不读史书的谄臣，在皇帝公然违背礼法的情况下，万士和并不知道违背礼法。
礼部尚书不懂《礼记》，看起来有点离谱，但非常正常，不要让专业人士管他们擅长的事，是官场的惯例。
通常懂农业的不能管理农业，不懂法律的管理法务。
因为官僚体系的第一原则，维护自身权力，维护自身权力的重要性远高于专业事务管理。
一旦专业人士若掌控实权部门，可能会形成技术权威，削弱官僚系统的政治操控空间。
比如，万士和接受了圣训开始多读书，他后来真的擅长礼法，动辄祖宗成法，万士和成为专业人士后，很快就形成了技术权威，全面推动了礼部改革，而不是服从文官体系的稳定诉求。
最终弄得礼部这个清贵的衙门，变得‘腌臜媚上’了起来。
外行的大臣，更依赖已经根深蒂固的下属，依赖下属的建议，实际决策权就掌控在了官僚的手中。
不仅仅是礼部，连文华殿也是如此，皇帝不够专业，就只能听从廷臣们的建议，实际决策权掌握在了廷臣的手里，但皇帝足够专业，就会推动全面改革，来掌控权力。
而官僚体系的第二原则，稳定大于一切。
对于官僚体系而言，这个群体最大的症状，就是越拖延越高效，越费钱越便宜，越秘密越公开。
专业人士掌控了实权部门，就会倾向解决问题，而不是追求流程上的正确。
这样一来，就违背了越拖延越高效，拖字诀可是官场上的大杀器，只要我不处置，我就不会犯错，对于官僚而言，这就是对自己的高效，不犯错的高效与稳定。
只要拖着不办，就是对自己的稳定，对自己的高效。至于问题？那是公共问题，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
顶头上司十分的专业，对各种事情十分了解，总是一针见血的找到问题，催促做事，做的越多，错的就越多，不如拖，拖一次，十次，拖到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不再关注为止。
专业人士对于成本的掌控有基本了解，就没有了油水的空间，做任何事都不能‘越费钱越便宜’了。
王崇古领的鼎工大建，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对土木之事极为了解，他从扬州知府开始就修城墙，到了宣府大同修关隘、营堡、边城、长城，对于土木的成本，包括贪腐成本就了解，总是将油水控制在底线范围内。
比如冯保就不敢把一个鸡蛋作价十两银子一个卖给皇帝，大兴县的县令，也没办法用一亩地产三万斤番薯糊弄皇帝，这都是专业人士对事实的掌控，让官僚体系无法利用各种漏洞，合理合法的侵吞。
越费钱的鼎工大建，对于参与其中的任何人，都是可以占到便宜的。
而越秘密越公开，其实就更好理解了，只要不公开，甚至不记录，就会稳定，稳如泰山，大明中书舍人，总是去入厕，实在是躲不了，就挑挑拣拣、颠倒顺序，让事情变得有利于自己的稳定。
每一个中书舍人记录万历起居注，都奉行这一金科律例，从没有改变过。
官僚体系的第三原则，无责任化流程。
通过繁琐的、精巧的制度设计，将不合法、不合规、不符合公序良俗的事情，通过流程，变得合法合规，最终达到‘没有人需要为祸患负责’的效果，你皇帝想追责？全都是无辜的，你追究谁的责任？
而专业人士掌控部门，这种精巧制度设计，就会失效了，因为哪里出现了问题，专业人士一目了然，知道谁在捣鬼，即便是这次不说，下次也不会再用了，这样权力就会在绩效之下失去，自己被取而代之。
所以，官僚体系，非常抗拒专业人士的出现，外行领导内行就逐渐成了常态。
万士和起初不懂礼法，他也不知道皇帝亲自探望成国公朱希忠是在降阶，也不知道全楚会馆蹭饭是一种极高的礼遇，也不知道皇帝以大将军府黄公子身份行走违背礼法，他全以为陛下孩子心性、不拘小节，纡尊降贵，长大了自然不会做了。
可后来万士和读书读得多了，知道了违背礼法，却不纠正，因为纠正就是自己失职，也没人说，万士和自己当然不会跳出来，告诉所有人，我这个礼部尚书不合格，连最基本的礼法都不懂，下属们都在等着看我笑话，就这么拖来拖去，拖到万士和人都走了。
新任礼部尚书沈鲤，在营造郊劳台查旧典，才发现，万士和留下了这么一个大坑。
“纠正还是不纠正，这是一个问题。”朱翊钧看完了沈鲤的奏疏，笑的前俯后仰。
沈鲤不纠正就是违背职业道德、专业素养、骨鲠心性，纠正就是逆上，最终沈鲤还是选择了逆上，上奏说皇帝的行为，不符合礼法。
“难得糊涂吧。”朱翊钧给出了批示，这种情况不是礼部的错，也不需要礼部尚书背负责任。
道爷修仙、先帝神隐、朱翊钧主少国疑，这么多年来，皇帝是不太活跃的，所以这些细节，礼部官员自己都忘干净了，这降阶的礼法之争，早就没人研究了，这也是万士和能糊弄这么多年的原因。
他知道别人不知道，他就可以糊弄。
这是个巨坑，无论沈鲤纠正还是不纠正，一个弄不好，就是个万历大礼议之争，为了礼法的事儿，搅的整个大明朝野上下不得安宁。
而皇帝降阶郊劳的曲礼，引发了对降阶之礼的钻研，朱翊钧在纠正还是不纠正之间，选择了‘还是’。
朱翊钧是不在意万士和这种程度的糊弄，因为他的一切行为都是自发的，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如此活跃，就为了一件事，站着当皇帝。
他的活动，都是为了皇权的延展，相比较早已经失效的礼法，皇权的延展更加重要。
朱翊钧从没忘记过自己获得军权控制的困难，他把自己训练成了一个锐卒，身体力行、十七年如一日，风雨不辍才拥有了掀桌子的能力，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放弃。
皇帝给出了具体的批示，礼部就好干活了，皇帝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循迹而行，不过多的讨论和关注，不引起更多的争论。
万历十七年三月初九，大明皇帝的车驾，随着东风，终于向着天津州而去，这是皇帝十七年来，第四次前往天津州，第一次是接俞大猷回京，第二次是阅舰式，第三次是南巡，这次是接大明军凯旋。
天津州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这是大明京师海上的门户，而天津州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朱翊钧第一次去的时候，天津州还是天津卫，卫城围不过十里，民九万三千余，不足十万，而现如今，天津州作为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丁口已过百万，房舍绵延不绝。
因为渤海湾结冰的缘故，塘沽港算不上良港，但解冻之后，仍然是千帆竟过，来自大明北方的商品，在港口和码头集散。
天津州没有城墙，一切城防，都是围绕着交通展开，道路、桥梁、闸口等等。
戚继光在战争论中讲：
火器对城墙的破坏力极其强大，要建设新的城镇防御体系，即就以城区为依托，与广大的附郭民舍等外围地区相结合，组成立体的、多地带的、多体系的环形的防御体系，以增强防御的韧性和稳定性，这是火炮时代的必然。
大明天津州、胶州湾、青岛城、松江府、宁波、广州，再到海外总督府的仁川、汉城、长崎、琉球、淡水镇、兴隆庄、密雁、吕宋、达沃、椰海城、旧港、马六甲城、大小金池、大铁岭等等港口城镇的城防建设，都是遵循戚继光战争论而营造。
理论上，在同等火力之下，如此营造的港口，是永不陷落的，钢筋水泥营造的罐头，争夺每一间房舍，都要付出巨大的伤亡才能推进。
当然戚继光也十分明确的表示，还有一种会陷落的方式，百姓给敌人指路。
这种城防体系是极其依赖军民协同的，一旦百姓不再支持，那这套看起来四处漏风的城防体系，就得不到足够的后勤支持，军兵不能久战，不过到了百姓不再支持的地步，这都是小问题了。
百姓都不支持的朝廷，泥沙俱下，甚至连军兵都难以招募了。
比如五代十国的前蜀国投降北宋的时候，花蕊夫人有诗云：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宋灭后蜀这个回旋镖，飞了167年后，正中宋徽宗、宋钦宗的眉心，等到金人铁蹄南下的时候，这汴梁城内，再无人愿意为大宋的统治阶级卖命了，最终靖康之耻，两个皇帝被俘北狩。
大多数情况之下，坚固的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攻破。
朱翊钧看着天津州的种种变化，对着坐在同一节车厢里的张居正说道：“先生，等回到京师，就给天津州升府吧，地位等同于松江府。”
“臣遵旨。”张居正看着窗外也是十分感慨，他严重的低估了大明的发展速度，万历维新的发展，比他想象的还要疯狂，万民创造财富的能力和速度，超出了预期。
户部也有这种困境，每年实际岁收都要远超预期，各种增长，让王国光、张学颜都直呼不可能。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不给百姓增加赋税，而国朝财政依旧充盈，这种政治幻想，从汉代时候就已经有了，但从来没有实现过，即便是说这句话的桑弘羊，后来的王安石，都没做到，张居正其实也没做到。
清丈，清出了天下乡贤缙绅的隐田，朝廷增加了田赋的收入，乡贤缙绅的确开始交税了，但他们一定会把这些增税变本加厉的摊派给大明的穷民苦力，朝廷每多收一两银子，百姓可能要承担上千两银子的负担。
朝廷一直在坚定不移的降低田赋岁收和比例，每年都在稳定的下降之中，只要还田、营庄法推行的地方，大明都有田赋上的极大减免。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万历维新居然做到了，代价就是大明上下都鲜有人提到的倭奴、夷奴、黑番。
这些年，大明向南洋输送了近百万的倭奴、倭女、南洋姐，还有本地征伐的夷奴，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红毛番商人贩卖到南洋的黑番。
即便如此，大明皇帝对倭国的报复还没停止，按照皇帝的思路，东南倭患三十年，受倭患影响的大明百姓少数三千万丁口，倭国要还三千万的血债，才是对等报复。
倭国现在满打满算不到七百万丁口了，不仅还不起，还要倒欠皇帝两千三百万丁口。
至于大明内部矛盾引发的种种问题，皇帝也一股脑全都扣在了倭国的头上，对此乡贤缙绅、势要豪右、官选官、世袭官都保持了绝对的沉默。
如果不让皇帝把罪责扣在倭人的头上，那皇帝一定会把这笔血债扣在他们的头上，那还不如苦一苦倭人，骂名皇帝来担。
“陛下，大明现在日新月异，陛下提出的万历维新五事，真的能实现吗？”张居正略显出神的问道。
皇帝提出了万历维新的五间大瓦房，不盖好，绝不停止维新，这是一个庄严的承诺，但这个承诺有点像理想国的幻梦。
但张居正居然升起了一种，真的有可能实现的错觉，这看起来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在一步步的变成现实。
朱翊钧笑着说道：“那是自然，一定可以，一息尚存，此志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