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尽歼，形同尽歼。
致远舰单舰赴鸣门，强悍的性能和战力显露无疑，竟是数进数出，搞得倭国御夷水军欲罢不能。
总像是有机会，却又无法成功。
毕竟只是一条船啊，真的这样被戏耍吗？
而他们如果要逃，也会被致远舰一直追着猎杀。九鬼守隆夸下海口要来了那么多精铁改造铁甲安宅船，又岂能就这么逃？
就这么周旋了一个下午，人力划桨的安宅船已经精疲力竭，看着虽然受了些损伤却愈战愈勇的致远舰，阿波家和藤堂家的水军率先穿越鸣门海峡。
此时临近黄昏，海上即将开始落潮。
致远舰若是要追，就必须与他们在漩涡密布的鸣门海峡中再战了。
而他们则可凭借对起漩涡时海峡间海流的熟悉多一些胜算——看上去是准备再战。
但谁都清楚，其实只是逃，赌一下此前那艘黑船不敢进海峡。
可在天色马上就要黑的时候，东洋舰队其余的战舰却终于出现在鸣门海峡南口。
他们不是追着江户足轻水军来的，从黑船出现到此刻，没有江户足轻水军的船只来到鸣门战场。
现在反倒是大明的战舰堵在了南口那边。
它们是不像倭国御夷水军一样能“铁索连江”般试图拦住致远舰，但看着致远舰毫不犹豫地追入了漩涡密布的海峡，大家都知道完了。
是了，那黑船不仅快，灵活处还不逊色于他们，海战经验如此丰富，真担心这一个海峡里的漩涡？
致远舰动力强劲，确实只需要小心一点就行。舰炮射程远，需要贴近厮杀的又并非致远舰。
鸣门海战，大明东洋舰队大获全胜。
尽管仍有一些倭船逃走，但那播磨湾和大阪湾实质上对大明洞开了。
再下一步，就是孤立无援的四国岛上诸藩望风而降。
捷报呈递入京时，已经是泰昌二十一年的二月。
到此时，新钱法已经推行三年。
叶向高主持办了这么久的大案之后，他第二次担任宰执的任期也进入到了后半段。
从中枢派到各省的巡考组将在今年陆续返京，而各省府州县如今既然已经是分设督政和执政，今年有一桩大事。
天子实岁将足四十，泰昌二十一年虽然不大办万寿圣节，却有极为重要的一次大政会议。
今年会议，大明诸省三级地方督政官都要齐聚北京城参会。
新钱法之后，要正式商定新税制。
目前的大明，仍是定额的田赋正税，再杂以市舶司、边市、钞关关税，坐店和民办工坊商税，又辅以官产院下官办厂行利润收入，这共同构成了大明的岁入。
解送中枢国库和存留地方的，也是新税制当中重要的一环。
御前，东瀛捷报算不得什么。
朱常洛只是说道：“宋时熙宁变法，先帝时太岳公变法，其中未竟全功甚至终于害民之处，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不问地方实情不同，自上而下一刀切去。一是地方上沆瀣一气，假新法谋私利。朕御极二十年余，实则始终在变法，缓之又缓，都是为了打好基础。”
改革之难可见一斑。
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臣，尽管一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但他们所能坚持的时间也确实太短了。
变法绝不仅仅只是拿出良法，保证执行得不走样更难，而他们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权柄更加细致地做下去。
朱常洛不同，他是皇帝本人。
而且这一回，他不是短命皇帝。
万历二十八年主动出击，怠政沉迷酒色、身体本就越来越差朱翊钧于惊怒之下中风不能视事，他得以提前二十年登基。
若一切未变，这泰昌二十一年实是天启元年。
但现在他已经登基二十多年，身体仍然很好。
天子说话，诸相点头称是。
回想这二十多年，最开始只是从厉行优免和厉行商税。单这一步，就整整花了七年时间。其间都是皇帝留后手、确定用人方向、打好武备基础、改革中枢培植愿遵圣意的重臣班底。
而后则是北征一举鼎定北疆。携此威望，才有地方衙署改革先于辽宁一省、承德一府试行，最终裁撤南北两直隶，走到地方衙署改制这一步。
这个过程又花了近十年。从最开始的七年到这十年，期间不断在地方上淘汰旧官旧吏，又以格物致知论培养的人才来补充，还办了不少案子一步步削弱一些跟不上变化的地方旧士绅。
饶是如此，要推行新钱法之时，仍旧闹出了刺储案。
到了此刻，新设海东省，东瀛大捷，新港宣尉司已设，缅甸在这个秋冬旱季应该可以对东吁王室做出最后一击了，天子希望推行的新法才终于要到达最核心的成果处：税制。
一切都是为了钱，为了财政。
朱常洛已经把框架都搭好了，此时他看着叶向高，凝重地说道：“宰执，这是朕需要放下心来的最后一件大事！此事能商议妥当，中枢和地方在财政、人事等诸多方面上下一心，推行之时万民称善，才谈得上商议国宪，自此后君臣共治约为堂堂正正国之体制！”
叶向高心情激动，弯腰道：“臣知轻重！这回大明一京三都十九省，自各省总督之下，各府知府，千余知州知县共赴大政会议。巡考组虽是以巡考为民赴诸省大考官吏，但也遵执政院之命调研入微。大政会议之前，他们都会出具报告。再经商议，务求诸税种、税率合乎地方实情，中枢、地方皆得其便。”
朱常洛点了点头：“也不必刻意议得万世之法，能管上十年二十年，一段时间内稳定已是难得。时易世易，变法永无止步之日。无非此次较之前是大变动，要慎重一些。”
叶向高很有信心：“银号、国库既设，输运既畅，钱法既行，赋税旧制之弊已有革新基础。除此外，吏治则要拜托进贤院、鉴察院督促了。”
“愿共佐圣天子，成此伟业。”
朱常洛看他们都很期待“为天子立宪条，君臣共治为国体”的那天，他不介意，只要事情能成。
大明实行实物税，有开国之初不得已的情由，也受困于当时的技术条件。
再之后，便是历朝历代的老毛病：治国要依靠士绅，便要优待士绅。学而优则仕，官员队伍里虽有理想主义者，但既然天家本身也是视国为私产，又凭什么去指责官吏们的私心？
所以久而久之，总体上大家都蛀国。虽偶有王安石、张居正这种强人出现，最终也不过治标不治本。
这治本之策，本就要触及天子、触及天家之利。
现在朱常洛肯面对这个问题，改革至少没了最难以面对的难题。大义之下，官绅家私利难道还比得过天家之利？
大家尽可找别的法子来妥协，譬如官吏待遇，譬如新的机会。
总而言之，这次大政会议是要以新税制为主题，商讨出新的平衡之道来。
官与民的利益平衡之道，朝廷和地方的利益平衡之道。
所以说一切都是为了钱，变法就是变利益分配。
而大明可分配的利益一共有多少呢？
过去，大明赋税制度里的大头总是田赋，是实物的粮食。
在金花银的兑换比例里，是一两银子四石粮。
一条鞭法之后，许多地方正赋、科则，确实能以银两计数。只不过小民所得毕竟只是粮，要换银子，受一道粮商盘剥；要交银子，受一道火耗盘剥；要解送入仓入库，受一道运耗盘剥。
以万历六年为例，实际征收得到的田赋总量为两千六百六十万石余，但老百姓实际交上去的远高于这个数字，而中枢所得岁入却远没有这么多。
泰昌朝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因为并没有改田赋旧制，但只凭厉行优免就已经能够实征四千两百余万石，远高于永乐年间三千一百余万石的峰值。
原因无他：大明这么多年，腹地总体是太平的，至少没有大规模战乱。新垦田土，岂是明初时能比？无非是仁宣之后，优免和隐田越来越多罢了。
而田赋这正税之外，虽然朱常洛有了昌明号、宗明号等收入来源之后免除了岁办等，地方科则收入也减少了不少摊牌，但对外贸易方面和厉行商税之下，岁入银两也比张居正当政时期的四五百万两多了很多，已经是一千一百多万两。
任谁都会认为：相较过去一年两千余万石、岁入二三百万两的水平，如今的泰昌朝已经不知要好多少了，要不然如何能支撑得起这北征东征南征？
然而与疆域“狭小”的宋朝比起来呢？
宋初，财政收入约在两千余万缗，那时一缗便是一千文铜钱，此前大明一两银子大约能兑六七百文好的制钱。
细算起来，宋初这财政收入已经比大明此前那两千多万石粮、二三百万两银要多了。虽然真算实际粮价，大明收入可能更高一些。但元丰年间，宋朝岁入已经有六千多万缗。到了南迁后，绍兴初年虽然一度只有三千余万缗，可到绍兴末年就已经有八千多万缗，淳祐年间更是到了一亿两千万缗以上。
这当然有盘剥更严重而大明则遵祖制田赋比例低、定额征收的原因，但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税赋潜力很大，而且至少宋朝岁入是能统计进来并且增长的，不像大明，财政收入峰值出现在永乐年间。
现在，大明也不必像宋朝那样往死里盘剥，把财政收入搞到每年数以亿两的级别，但至少也可以借鉴长处。
譬如商税方面。
经过秋冬大集之后与地方的斗争，再有之前皇帝从徽商等大盐商入手开始改革盐政，这几年岁入实银暴增就有盐政收入的功劳。
但与宋朝相比又算得什么？宋初盐钱收入三百多万缗，到南迁后乾道年间暴涨十倍到了三千一百多万缗。就算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也十分可观。
另一个则是宋朝的官员待遇。由于官员待遇实在好，这种“富养”政策下，官吏反倒愿意朝廷账目上岁入越来越多，这样给他们就能分得越来越多。
大明则不一样，不明确好各种待遇，反倒让这些待遇都变成了潜规则，有些还上不得台面，让地方上只能通过变相盘剥私下里搞。
此时御前，叶向高通过这两年来所做的准备，心里已经有数了。
“譬如榷茶。国初时南直隶榷茶一年可入六十八万两，后来只有川陕榷茶。若茶尽数专营，一年便足可岁入数百万两甚至千万两有余。酒之一项，不遑多让；契税虽可薄征，仅作财货流通统计依据，却也能岁入两三百万两；市舶关税，待东瀛南洋北疆西域都鼎定，足以千万两计；加上坐商、工坊……”
朱常洛听他盘着大明的真实家底，似乎一年岁入数千万两当真不在话下了。
他赶紧叮嘱道：“也不可尽数由朝廷专卖，卿等商议税制时，还要立足长远，予民间活水。朝廷能把新钱法稳住，将来都可因时势再调整。朕的意思，新税制不必再定额，螺狮壳里做道场倒在其次，地方上完成任务了多的就能揣进腰包，这不行。官吏和公务开支给足应有的了，却也不能让地方和各衙务必求多以便存留，继而盘剥过甚。”
朱常洛停顿片刻，继续说道：“朝廷收税，是为了使国家越来越好地运作下去，却不是像民间人家一样不断敛财置产。朝廷收上来的税能花出去，收支平衡，有盈余或可借贷以应急，这就够了。一来一去之间，这税收变成了大明更好的路桥、水利、武备，变成了越来越多的屋舍，越来越多的人才，那就能越来越好。”
他总结道：“总之，预算、决算，收多少、怎么收，用多少、用在哪里、怎么审核，把这些规矩定好更重要。最主要的是，小民更富裕，愿交税，不必要的损耗负担别加在他们头上，这就是好的开始。总体而言，只要都在勤勉辛劳，财富本就在增加，朝廷税制、财政，是做调节，是保大局向好，非为了敛财享受。”
皇帝及诸相的御前会议定了调，大明这场最特殊的大政会议就进入正式的筹备期。
地方军政有枢密院和治安院盯着，民政有执政府体系盯着，而各地首官则开始陆续做准备。
远地方的要提前数月启程赴京，他们做功课的时间更短。
兖州府腾县，朱由检作为知县也必须赴京。
时间匆匆过，他现在也是虚岁二十的成年人了。
“殿下，巡考组不便考评，谁也不便考评。这回进京能不能升官，只能由陛下来评定了。”卢象升笑着调侃。
“你还不是？”朱由检没好气地说，“只是你回京后，大约就要大婚留京了。我若再升迁任用他处，却少了个好师爷。”
卢象升微笑回答：“我若一直赖在殿下身边，不知天下多少人要恨我入骨，总要给其他人一个亲近殿下的机会。”
“……也是。”
朱由检回想着这两三年的经历，轻轻吐了一口气：“一县之地犹如此，父皇这二十余年，殊不容易。”
卢象升收敛了笑容，极为认同地点了点头：“殊不容易。殿下有此体悟，想来陛下应当极为宽慰。”
“但盼我为腾县百姓秉公直言，父皇不会怪我只看一隅吧。”朱由检不确定地问，“我既知腾县，眼下只为腾县争，这也是应当的，是不是？”
卢象升装模作样地严肃点头：“自然。朝廷与地方，本县与领先，本来就总有争端。殿下能为腾县争，才算真正知道了将来臣下心思计较，陛下高兴还来不及呢。”
朱由检看着他的表情，忽然哈哈大笑起来：“那省府可争不过本县。”
卢象升也笑起来：“若有理有据，省府拿县里奈何不了的例子也多，不差殿下一例。”
朱由检和他一起大笑了一番之后，再看堂外忽然有些留恋。
“父皇万寿节前抵京便好。既为官一方，就再做些事吧。今日只遗恩泽于一县，将来总能遗恩泽于大明，都是孤之臣民，也不算厚此薄彼了。”
卢象升闻言作了一揖：“东翁悟了。”
眼下就说“孤之臣民”有些僭越，可是太子都能来做县官了，大明早已不是二十多年前的大明。
现在太子经过历练，虽然手段上仍显粗糙，许多事能成是因为他的身份，可是能够有热忱来为治下百姓谋福利，这就已经足够了。
大明这种蒸蒸日上的好势头，眼下看来至少能够延续两代人，至少一甲子。
而以眼前这位储君开大明先例的这份历练经历，将来呢？
这时卢象升又想起一件事：“那太子妃……”
朱由检顿时扭捏起来，目光有些躲闪。
卢象升却脸上含笑：“我看陛下不会怪，不妨先明言陈情，得旨入京让陛下和娘娘看看嘛。殿下尚未大婚便奉旨南巡，又委任在地方，陛下必定早就有此意。要不然，朝廷早就奏请为殿下选太子妃了。”
朱由检毕竟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此刻被“放养”在外，岂会没有这些“艳遇”？
只不过太子妃实在很重要。
朱由检闻言也无奈：“那就都带入京吧。”
卢象升点了点头：“如此殿下也要大婚了，大婚之后再赴任嘛，将来太子妃娘娘随殿下辗转各处，可不必宫里受拘束。只是在宫外，殿下能不能让后宅安宁，又是将来后宫清净与否之考验了。”
朱由检不禁张了张嘴。
卢象升却继续调侃：“陛下只怕羡慕殿下啊，转任各方，将来东西六宫都是殿下心喜之人。陛下待殿下甚厚！”
朱由检哭笑不得。
但似乎……确实有这个好处，也有这个难处。
若他在地方上忙于公务，这官衙后宅里，他的女人们争斗起来手段可绝不像在宫里那么束手束脚。
一时之间他不禁凛然：看来还是得早点升任京官为好，在地方上若是拈花惹草太多，或者别人时不时来美貌少女来诱，父皇都瞧着呢。再闹出什么后宅不宁甚至出人命的事，那可不美！
莫不如就现在这些，若是再诞下子嗣，大明又有后才是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