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纪之交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官场小说”呈现出了从未有过的生命活力。它既不同于近代谴责小说(李伯元《官场现形记》、曾朴《孽海花》等)那种以小说直言政治，以某种夸张、调侃、嘻戏的笔法去写官场，也不同于新时期文学之初刘震云等“官人系列”小说那种单线条、更多地从外地形态来写官场的文学作品，就笔者看来，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然确立，官本位意识日益突出的今天，权力意志的肆意扩张已经使得敏感的作家们将笔触深入得更为细致，思索得更为犀利。官场小说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存在，使得我们有理由对之进行认真审视。
李唯的《腐败分子潘长水》和祁智的《陈宗辉的故事》之引人注目处，就在于作者并不专注于外部的权力纷争，而以洞察入微的笔力，将人性中自觉地“向丑”的一面揭示了出来。笔者以为，这正是世纪之交的官场小说第一个大的突破。
孤立地谈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肯定缺乏现实意义。人之所以为人，一方面在于其复杂性，“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复杂纷繁的社会关系必然使得人成为多面体——是天使也是魔鬼；另一方面，人还在于是高级的动物，有理智、规范去约束之。在此前的涉及官场的小说中，给我们的印象是要么官场险恶，人在官场，入了染缸，了无清白可言。要么树立某一清官形象，大刀阔斧，难食人间烟火，天生为民请命云云。然而，此类小说中的人作为个体的存在，在多大意义上真正体现了真实的属性换言之，文学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物，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让读者感觉到这种对应关系
《腐败分子潘长水》和《陈宗辉的故事》两部中篇故事并不复杂，独到之处在于其描摹出了人性的真实深度。潘长水作为一个被国民党军俘虏过几天的我军战士，在其后的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总是因这一污点(首长在其档案里批阅：“此人可利用而不可重用”)无论其如何表现积极都只能做管理后勤的办公室副主任，不能转正。三年自然灾害，他主管仓库却让自己的三个儿子饿得喝他的菜帮子洗脚水……但他仍然是副主任。转机出现在刘局长来了之后，为了搞倒掌握实权的老李和办公室主任老张，潘长水内心深处被压抑了几十年的“扶正”的愿望终于被刘局长煽起。在捉了老李的奸又赶走老张后，潘长水顺利地扶了正。如果说这时的潘长水还显得被动的话，当他不用再提开水扫厕所(其他人现在抢着干)、可以享受红地毯皮沙发(大家还建议买几个靠垫)、第一次颤抖地使唤老裴去为自己买早点而老裴乐悠悠而去的时候，人性中的贪欲与权势欲便像蛇信子一样伸了出来。搞好酒好茶叶，享受他人的敬畏，全家人随之荣誉等等。与其说这些是权力的伴随物，还不如说是潘长水几十年来压抑了的欲望的爆发：“别人能搞，我为什么不能搞”最终他更加疯狂地搞女人，搞钱，耍奸使坏，终于断送了自己。
《陈宗辉的故事》中，陈宗辉的形象令人惊悚。这个分到市财政局老干处的大专生，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在“设计”自己的未来。他所干的每一件事，他所考虑的每一个问题，都与自身的命运攸关。正是这种精心“设计”，使得陈宗辉这个毫无背景的农家子弟在这个无人愿呆的岗位上获得了李副书记的好感，并看似偶然却是必然地傍上了握有实权的省委组织部卫副部长，从而为自己的战无不胜最终出人头地奠定了基础。陈宗辉较之潘长水，其主动性更强他设计与领导见面、谈话的步骤(果然应验)、他将局里的所有人排列顺序以制定对策，他揣摩每一个退休了的和未退休的干部的心理，他在机关改革浪潮中吸取原学校中文系副主任的经验教训——“官场没有是非，只有利益”，他抓住每一个争取到的和偶然冒出的机会决不让之轻易逝去……这个与之年龄完全不相称的年轻人，在官场这个大染缸里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光速在“成熟”，在掌握着官场的游戏规则所有这一切，都源自陈宗辉内心深处的追求。
在这一类的官场小说中，人物行为动机耐人寻味。陈宗辉将“是金子总会闪光的”这句话演绎成了“时刻准备了就能在官场战无不胜”；潘长水呢也有自己的一套官场哲学：“凭什么就该我艰苦朴素”真是耐人寻味。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难在根除。而体制自身所存在的弊端在特殊时期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尚待完善之时就暴露得更为突出。新时期之官场小说不仅仅在于勾画了官场内的尔虞我诈外在形态，更在于这一批作者用其锐利的笔触深入到了“官人”内心挖掘并审视这种官场文化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的官场小说已经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世纪之交的中国，给经济能人、政治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活动舞台。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时候，市场经济因了各种缘由而演变成为“能人经济”。一方面，那种具有长远的政治眼光、敏锐的经济头脑、超人的胆识和才干的强人们可以“造福一方”，另一方面，又由于我国的法制尚不健全，官本位意识依然浓厚，在一些地方，自然也就形成了强人经济下的权力腐败。李春平的中篇《阴阴沉沉的日子》、周梅森的长篇《绝对权力》便对此作了充分而犀利的揭示。
先让我们看两段话：
冰然滔滔不绝地(对电力局局长王玉石)说起来：“现在当官的种类多得很，一类是碌碌无为的，什么事都不干，四平八稳，一身清正，既无问题也无业绩，这些官越当越大；一类是功劳大，问题也大，比如某位领导，给一个地方创造了十个亿的业绩，他却贪污受贿了一千万，成了罪人，相比之下，老百姓宁可要后一种，虽然他们有贪污受贿的行为，但他们毕竟为老百姓谋了福利。而前一种则是万万不能要的，成天说空话，说大话，干不好事，不会干事。这样的人，仅仅是清正廉洁又有什么用呢”——李春平《阴阴沉沉的日子》
所以，(省纪委常务副书记、调查小组组长)刘重天想，即使这次真查出了(镜州市委书记)齐全盛的经济问题，镜州老百姓也能原谅理解他。
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这里。我们老百姓的善良与务实，在某种条件下也会变成制造腐败的特殊土壤和温床，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如果把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改革开放的成就看作是自己的丰功伟绩，放松自己作为一个执政党领导干部应有的自律精神，滥用人民的宽容和信任，就有可能最终走上背叛人民、背叛党的腐败之路，镜州目前的情况正警示着这一点。——周梅森《绝对权力》
冰然的话虽然有作为王玉石情人为之宽慰的意思，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确然，作为电力局长的王玉石为本县电力工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正因为如此，他也才会作为副县长人选，才会在受贿15万多元的情况下，作者善良地“考虑到他在任期间的突出贡献和他本人的良好态度，组织上决定从轻处理，最后对他作出了党内记过处分。”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作者敏锐地揭示了能人腐败现象(王玉石受贿15万，包冰然做小蜜，还有在干部任用上违背组织原则等)，另一方面也犯下了一个错误，即以为可以以功抵过。这既违反了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也是一种情感与道德价值取向上的误导，是不可取的。
周梅森的《绝对权力》就要深刻得多。做了九年镜州市委书记的齐全盛，可谓镜州强人。他有铁的手腕，过人的胆识和才干，更有着发展镜州经济与时共进的雄心，从本质上讲，他不是一个坏人。在小说中，我们看到，除了与调查小组组长有过节(刘重天原为镜州市长，被齐全盛赶走)之外，并无私心可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在镜州将自己超越于法律之上。他的超越“个性”、“魄力”和“雄心”，致使他错用了干部林一达、白可树(这两个常委为贪污犯)。他的妻子高雅菊和女儿齐小艳都犯有明显的经济问题。更要命的是，由于他的盘根错节的关系和在镜州的深远影响，严重干扰了调查小组的正常工作(公安局副局长吉向东、金字塔集团总裁金启明包庇齐小艳等)，形成了可怕的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为害不可谓不深作者让故事发生在镜州，就是要以之为“镜”啊
刘重天也敏感到了“能人腐败”这一问题。譬如他惊悚地发现，小舅子邹璇竟敢私自答应放人、身在监狱服刊的自己的前秘书祁宇宙竟能用管教干部的手机为他人谋取私利等等，在刘重天看来，这就是“递延权力”，仍是一种能人腐败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必将戕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而蜕变成为集权和人治。从根本上讲，当绝对权力拥有者为人正派、品质纯正时，有可能为民造福，但最终仍将走向独裁；而当绝对权力拥有者为人狡黠、品质驳杂之时，那就必然要为害一方，残害百姓，并培养出无数的“递延权力”拥有者。这，正是周梅森的《绝对权力》提供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相比起柯云路时代所塑造的“青天”李向南形象(《新星》)，无疑，周梅森等人的小说是一个进步。周梅森已经不再是理念在握，然后奋不顾身地指点评说，他更多地是对权力内核的深刻揭示。笔者还想说明的是，《绝对权力》亦不同于王跃文的长篇《国画》及其续篇《梅次故事》，依笔者看来，朱怀镜说到底还是一介知识分子形象，其主要是通过自省这种传统方式来净化自身，作者王跃文对朱怀镜心灵的袒示已经超过了对官场规则的揭示，更由于其中男女关系的纠缠，《国画》及其《梅次故事》呈现的是别一风采。因之，笔者更看重周梅森的《绝对权力》，冷峻之下暗藏着真挚，人物把握上更加切合官场现状。那种对绝对权力双面刃的揭示，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对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无疑具有启迪效用。
对工具理性的深刻揭示，是新时期官场小说的第三个大的突破。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在解释人的行为规范时提出过两个意味深长的概念：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前者坚持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为者所认定的信念的价值，并将此奉为唯一标准，从而拒绝对于行为的后果负责，这就是信念伦理，此属价值理性。而后者却不然，后者以为评价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不在其作为出发点的信念而只能是该行为的后果，即是说，行为者必须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基于此，行为者更为关注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乃至屈从，为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因为“善”的后果可以补偿“不善”的手段可能带来的负面的作用，这就是工具理性。
官场中的游戏规则是什么质言之，利益至上。刘醒龙的长篇小说《痛失》对此作了形象的阐释。如果说刘醒龙此前的小说如《村支书》、《凤凰琴》中的人物也可以称得上是“官”的话，那么村支书方建国的以身填塞涵洞、界岭小学余校长等人坚守教育阵地之举还真可以称得上是坚持信念伦理，坚守一个非常朴素的为了乡亲、为了山里孩子而献身的信念伦理。随着视野的不断开拓和思考的进一步深入，刘醒龙敏锐地将笔触深入到了官场的内核之中，揭示了其中的三昧——利益至上而追逐工具理性原则。
中篇小说《分享艰难》中的镇委书记孔太平概括地讲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收取罚款以应发放镇干部工资和小学胡老师治病之急，另一便是违反法纪放了的大客户并饶过了糟塌自己表妹的洪塔山。尽管孔太平与镇长赵卫东之间勾心斗角，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孔太平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正派、有为的基层干部。而到了长篇小说《痛失》中，孔太平在第二章“脆若梅花”里上了省青干班、第三章“迷你王八”里四处与人斗法之后，我们所见到的孔太平由镇委书记而副县长而县长而县委书记，在他一步步踏上仕途更高的台阶之时，他的人性中那善良、纯直的品质便一点点消蚀，人性深处的“恶”欲便在官场这个大染缸中疯长起来。这，除了因为孔太平已经“悟到人为什么很难抵御所谓的腐败”，“凡是与腐败有染的东西都是人间极乐”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坚信只要你地位比人高，那么，“从前他在你面前是一只虎，现在他已经变成一只狼，再过一阵他就是你的一条狗”。而要比别人站得高，便只有不择手段，才能达到最终目的。正因为如此，孔太平不惜气得亲舅舅喝药而死，不惜将亲表妹送给地委书记的哥哥、看门的老头区师傅，不惜伤害县委书记汤有林致残，甚至不惜自身阳萎……从而完完全全地变成了“职业官人”
对官场上工具理性主义进行深刻揭示，当然不只是《痛失》。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中的廖怀宝、李佩甫的《败节草》中的李金魁等皆为鲜活的化石。廖怀宝出身于小市民家庭，由镇秘书而副镇长，再到镇长、副县长、地区副专员，官阶一级级上升的过程正是他抛弃委身于己但出身不好的裴姁姁、嫁祸于裴姁姁的丈夫农业局长双耿、将自己的爱人晋莓设计推向造反派副司令蒙辛怀抱的过程。在进行最后一次婚姻选择时，他又将票投给了一位寡妇(舍弃了一平民姑娘)，因为这位寡妇的哥哥在省里给省委书记当秘书。事实正如廖怀宝所言：“一个人只要有了官位，他就会拥有一切。”为此，他还有什么不可以割舍的呢至于《败节草》中的李金魁，他由“草”到“虫”再到“贼”，不断聚集起草的顽强、虫的无赖和贼的灵敏，凭了这，他挤走吴乡长，并做了县长、市长；他深谙官场讲话、走路、为人、处事之艺术，历炼其间如不倒翁，令人触目惊心
对官场工具理性主义的犀利揭示，当然不是为了展览丑恶，而是要表达“一种真情”，表达一种忧思。刘醒龙说得好：“(写作《痛失》是因为)我的孩子们，他们有权要求我做一些事来清理门户，给他们一副干净的生活门槛。”是为了“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一个比美国更好的家园”(注：《中华读书报》2001年4月25日，舒晋瑜文，《下去走走有好处——访作家刘醒龙》)我们坚信，正是有了这种执著和忧思，我们的家园会变得更加美好